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是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级国防教育基地。2012年8月，经陕西省委批准，照金纪念馆在原馆基础上动工扩建，于2013年8月15日全面建成。新馆建筑面积为6500平方米。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为主线，系统展示了革命先辈和苏区人民英勇战斗的光辉历程，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综合性纪念馆。

 “照金广场”（1933纪念广场）， 占地15000平方米，是居民休闲和大型集会活动的主要场地。

纪念馆正对面是五星桥，桥上一颗硕大的红星，寓意中国共产党人脚踏实地，一步一个台阶，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矗立在广场的雕塑，刻画的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的光辉形象。中间为刘志丹，身穿大衣的是谢子长，另一位是习仲勋。

纪念馆两边镶嵌着浮雕。左侧的浮雕为“陈家坡会议”，右侧是“薛家寨保卫战”。两个事件都发生在照金，凸显了照金在陕甘边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馆名为国学大师霍松林先生所题写。

序厅

序厅顶部的党徽、党旗伴随并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光辉历程、并不断发展壮大、日臻完善。铜雕上的人物肖像、八角帽、军旗错落有致，将人们引入血与火的战争年代。

序厅正中是纪念台，纪念台中央跳动的火光，寓意着红色照金留下的火种至今仍在燃烧，成为我们继承先辈遗愿、实现中国梦的力量源泉。

主展厅

展柜中陈列的大刀、长矛等武器都是在照金的武装斗争中军民所使用过的。通过这些简陋的武器，能体会到革命先辈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大无畏精神。

墙壁上展示的两幅地图分别是1935年西北革命和全国革命形势图。通过两幅图，可以看到，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唯有红色标记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不断壮大发展，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最终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八路军出师抗日的出发点，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一单元  武装斗争 创建陕甘红军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1927年8月7日，在武汉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高举革命大旗，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至此，中国革命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土地革命初期陕甘两省的武装起义

1927年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并提出到“部队中去，到农村中去，准备武装起义”。中共陕西省委随即组织了清涧、渭华、旬邑等多次起义，掀起了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新高潮。

清涧起义：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对陕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渭华起义：1928年5月，唐澍、刘志丹等人率领由中共陕西省委掌握的国民党许权中旅，配合渭华地区农民起义，起义后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陕东赤卫队。起义军坚持红色武装割据长达半年之久，后被敌人重兵打散。渭华起义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武装起义，开创了西北地区军事力量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先例，是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起义之一。

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它为我党积累了武装斗争的经验，培养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优秀的军事干部。

在此期间，中共陕西省委先后领导了旬邑起义、麟游起义等。这些起义标志着西北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初创陕甘边革命武装

陕甘高原的革命兵运斗争：渭华起义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共产党员打入国民党地方部队，在陕甘边一带秘密开展兵运工作。1930年10月，刘志丹借用国民党陇东驻军谭世林部骑兵名义，巧袭合水太白镇，缴枪50余支，建立了四五十人的武装队伍，并在保安、安塞一带活动，这就是著名的“太白夺枪”事件。

陕甘边境游击队成立：然而，兵运工作屡受挫折，刘志丹、谢子长等从实践中逐步悟出：“搞革命武装，只是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是要走井冈山道路”，此后，二人开始摸索创建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工农武装力量。

南梁游击队的建立（合水县太白镇）：1931年9月，刘志丹、马锡五等将分散活动的3支民间武装集合起来，在甘肃合水县太白镇附近的倒水湾整编，建立了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为总指挥，马锡五为军需。

晋西游击队：1931年夏，由阎红彦率领的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改编为陕北游击支队。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一个月后，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全队400余人。谢子长、刘志丹、闫红彦先后担任总指挥。这支武装是西北第一支正规红军部队—红26军的前身。

寺村塬革命委员会：1932年3月20日（至8月），陕甘游击队在甘肃正宁寺村塬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随后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由于失去依托也停止了活动。

第二单元   创建照金苏区

以照金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独特优势

照金位于铜川新区西北部50余公里处，地处桥山山脉南端，与耀县、淳华、旬邑三县交界，北倚子午岭、南俯渭北高原、东临咸榆大道、西接陕甘腹地。境内险峰林立、沟壑交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照金是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区，进可夺取渭北，威胁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中心---西安，退可据险固守，灵活机动性非常大，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

中共在陕甘边地区的武装斗争

陕甘游击队成立之后，主动出击，转战富县、洛川、黄陵、宜君等地游击作战，打击敌人。为建立陕甘边根据地赢得了群众，打下了基础。

陕甘红军在照金地区的游击战争影响辐射到甘肃一带， 1932年陕甘边界国民党军队里的中共秘密组织发动了两当、靖远、西华池等10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提高了游击队的声威。

上级有关创建苏区和红军的指示

为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做出了一系列决策，这里重点展出了1932年中央和陕西省委的五份重要文件。

其中， 12月1日，《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可以用红26军的番号，立即成立一个团”。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建立

根据以上决议，1932年12月20日，省委常委杜衡宣布中共陕西省委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杜衡任军政委兼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

红26军第2团是我党在西北地区组建的第一支由中央授予番号的红军部队，标志着陕甘边军事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的军事斗争：

红二团创建后，一方面宣传发动群众，一方面打击反动民团，肃清了照金地区的反革命势力。首战焦坪，智歼顽敌，缴枪60余枝，袭击金锁关、庙湾及照金民团，打开了斗争局面。从此，这支仅有二百余人的年轻工农武装肩负起了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任。

陕甘边党政军组织的建立

为了创建和发展照金根据地，陕甘边党政军组织机构相继在照金建立。

中共陕甘边特委：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照金兔儿梁成立，书记金理科，同时特委军事委员会成立，军委书记习仲勋。特委还统一领导旬邑县委和耀县县委，在艰苦的斗争中形成了领导核心。

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3月中旬，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兔儿梁组建，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统一领导照金地区各地方游击队。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兔儿梁主持召开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被选为主席，年仅19岁的习仲勋当选副主席。至此，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她是我党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创建的西北地区第一块建制完备的革命根据地。（当时照金苏区发展到东至香山、西至淳化塬畔、南抵高山槐、北至马栏，东西50余里、南北80余里，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苏区基本形成。）

第三单元  照金苏区的根据地建设

薛家寨大本营建设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新生红色政权的领导下，开始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1933年春夏之季，陕甘边区党政军组织机构迁入大本营----薛家寨，薛家寨成为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和红军游击队的后方基地。薛家寨，距照金镇约5公里，海拔1600余米，山势险峻，绝壁如刀劈斧砍，直上直下，易守难攻，是典型的丹霞地貌。相传古时薛刚反唐曾在此屯兵练武，故得名薛家寨。靠近山顶的绝壁上依次横贯着四个自然天成的寨洞，大洞能容百人、小洞能容几十人。

为了保障边区及部队的作战与军需，根据地军民整修崖洞，改造山寨，修筑工事。分别在一号寨子设立哨卡，驻守游击队一、三支队。二号寨子设立红军医院和被服厂，妇女游击队员边照料伤病员边缝制棉被军衣。三号寨子是兵工厂，惠子俊、桂生芳和游击队员在此修造枪械，配制炸药，当时自制出照金独有的--麻辫手榴弹，威力极强，在后期薛家寨保卫战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四号寨子最险要，是指挥部和后勤仓库所在地，驻扎了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当年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就在这里研究部署边区工作。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实践

在照金苏区根据地建设工作中，陕甘边领导人自觉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指导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

反“围剿”武装斗争

在武装斗争中，面对国民党的重兵围剿，根据地领导人采取“内外线”配合，灵活机动的作战方法。消灭了围剿照金的“四路” 国民党军队，部队扩大到500余人，迫使进犯照金的敌人撤出了根据地，取得了反“围剿”斗争阶段性胜利。

建立基层党组织和革命政权

政权建设中，金理科、习仲勋等人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建立了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并在群众组织的支持下，民主选举乡村革委会。在北梁、陈家坡等十几个村建立了健全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

开展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

陕甘边区领导人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依靠和发动群众，赢得民心，领导群众走上了为生存而斗争的革命道路。

开展土地革命：1933年春，陕甘边特委和革委会依据中华苏维埃政府《土地法》，在照金苏区芋园、金盆、秀房沟等乡村开展分粮分地运动。将没收的土地分给贫苦百姓。实现了 “耕者有其田”。陕甘边领导人在照金开展的土地运动，为以后在南梁和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工作积累了经验。在分粮斗争中，游击队员打开了地主和香山寺的粮仓，群众感激地称分的粮食是“救命粮”，红军是“救命恩人”。

发展地方经济：为了解决红军的给养问题，便于群众的物资流通。1933年春夏之际，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薛家寨山下的亭子沟建立了贸易集市，红军游击队和机关后勤部门在集市上坚持“公买公卖”、“让群众先买”的原则，受到老百姓称赞，亭子沟贸易集市，不仅方便了周围群众，更重要的是解决了红军的物资和生活必需品，打破了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发展了生产，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

通过分粮分地运动，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他们响应“扩红”，踊跃参军，军民团结亲如一家，根据地呈现一派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

第四单元  陈家坡会议

陈家坡会议是陕甘边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战略转折意义的会议，对陕甘边地区革命形式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33年6月17日，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人在照金北梁召开联席会议，军政委杜衡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无视刘志丹、习仲勋提出的在照金开展游击战争，继续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意见，强令红2团南下创建渭华、蓝洛根据地。红2团南下渡过渭河抵达蓝田张家坪时，陷入敌军重围，损失惨重。

而杜衡却在部队南下途中，借口到省委汇报工作离开部队去了西安。1933年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袁岳栋和杜衡、贾拓夫、高岗四人在西安福盛楼饭馆开会时，被特务探知，袁岳栋和杜衡被捕后叛变，致使陕西的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陕西的革命陷入了低潮，也使照金苏区面临严重危机。

此时，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相继来到照金。

转折点--陈家坡会议

为了扭转照金根据地面临的危机形势，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薛家寨以东的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即著名的陈家坡会议。

会议的议题是：陕甘边地区的革命力量如何统一行动，怎样创建主力红军的问题。会议由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和军委书记习仲勋主持。参加会议的有陕西省委特派员高岗，红四团团长黄子祥，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等，与会人员在三支队伍今后的行动方向和领导人选等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继而争论不休）产生激烈争论，因此会议从当天下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秦武山、习仲勋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最后统一了思想，达成了共识。

会议决定：

1、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整合三支武装力量，统一领导、统一行动。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

2、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3、继续坚持和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会议意义：陈家坡会议是陕甘边区党的地方组织独立自主制定正确战略方针的起点，为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有称之为:“陕甘边革命史上的遵义会议。”边区主要领导人习仲勋同志曾经评价道：实践证明，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对于加强党对红军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些评价凸显了陈家坡会议在陕甘边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历史意义。

第五单元 重整旗鼓 创建南梁苏区

陕甘边红军转战外线

陈家坡会议之后，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以崭新的姿态和面貌投入到巩固和扩大照金根据地的战斗中。率部东征西战，扩大了红军和游击队武装，主力红军转战外线，（配合地图讲）向东出击歼灭庙湾、让牛村民团各一部，向西活动于彬县、正宁一带。10月，红军主力进入甘肃合水开展斗争。红军外线作战的连连胜利，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使照金苏区得到巩固。

薛家寨保卫战

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屡犯照金苏区，遭到根据地军民奋力还击，引起了国民党最高当局震惊，蒋介石多次电令西安绥靖公署，限期攻克薛家寨，薛家寨保卫战打响了。

初战告捷：1933年9月，红军主力外线作战，国民党军趁虚而入，西安绥靖公署调集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民团，重兵逼近薛家寨。习仲勋紧急动员山寨所有人员我游击队员严阵以待，战斗中游击队员凭险据守、奋勇阻击、冒雨杀敌，用根据地兵工厂自制的“麻辫手榴弹和土地雷”，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取得了保卫薛家寨战斗的第一次胜利。但是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同志在这次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0岁。不久，吴岱峰继任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

第二次薛家寨保卫战：在红军主力出动不久，1933年10月中旬，敌人调集6000余人，向照金发起更大规模的“围剿”。薛家寨的红军官兵，团结一致，奋起反抗，屡次获胜。 

在强攻不成的情况下，国民党实施了偷袭。10月15日夜，叛徒陈克敏带领敌军从后山腰一条陡峭的石缝攀上防守阵地，薛家寨被突破。

游击队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边区党政军领导果断作出决定，保存实力，分路突围。 

薛家寨陷落后，陕甘边区领导人向北转移到南梁一带。习仲勋带领留守在照金的游击队继续与敌人周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包家寨会议和红四十二师建立

照金根据地的失守，使陕甘边红军又一次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到哪里安家？怎样发展？由谁来领导？

为了决定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方向，1933年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转移到甘肃合水县包家寨时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开辟三路游击区。第一路以陕北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照金为中心，第三路以南梁为中心。创建南梁根据地。

红四十二师成立：会议决定成立红26军42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同时建立了红42师党委，杨森任党委书记。红42师党委代行中共陕甘边特委职权。

恢复建立陕甘边政权组织

1934年2月25日，红42师党委在南梁四合台召开群众大会上，再次选举成立了新的临时政权组织----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1934年11月4日到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甘肃南梁荔园堡召开，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同志当选为政府主席，被群众亲切的称为“娃娃主席”。在以后的革命工作中，毛泽东曾多次评价习仲勋同志“年轻有为，能负重任”，“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根据地建设十大政策：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许多政策都是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其中最具代表的是根据地建设《十大政策》。在土地改革、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及统战工作等方面都作出明确的规定。“十大政策”使新生的革命政权充满生机，对根据地巩固发展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有些内容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发行边币、创办学校可以看出主席在这一时期就已经开始注重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他以后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南梁苏区的发展和巩固

在1934年2月国民党对南梁苏区相继发动的两次大规模 “围剿”中，苏区军民奋起反击，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全面胜利。

鼎盛时期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初，在陕甘边特委领导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富西、富甘、赤安等11个县级苏维埃，以及辖4个县的南区苏维埃政府，根据地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人口达40万。

第六单元  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之际，陕北特委领导的武装斗争也开展的如火如荼。

1930年7月陕西省委决定，以陕北作为全省工作的中心区域，发动游击战争。1932年3月，陕北特委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延川游击队建立。一年之后，延川游击队发展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强世清为队长。

在白色恐怖严重、革命处于异常困难时期，在佳县高起家洼和神堂沟会议上，陕北特委决定扩大和建立游击队，创建根据地。红军陕北游击队先后建立了安定、绥清、神府、佳吴四块游击根据地，并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到26支。为了统一对各个游击队的领导，中共陕北特委于1934年7月8日成立了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1935年1月25日，陕北特委在赤源县白庙岔召开陕北地区的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副主席崔田民、霍维德。1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84师成立，陕北革命根据地正式建立。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国民党不断“围剿”两块根据地，严峻的斗争形势迫切需要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统一起来，协同作战。

周家硷联席会议：在1935年2月25日的周家硷会议上，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惠子俊任工委书记，刘志丹任军委主席，统一领导两块根据地。至此，统一的西北根据地初步形成。

反围剿斗争的胜利：1935年2月起，国民党调集陕甘宁晋绥五省联军4万余人，向西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 1935年5月3日，红26军与27军在安定县白庙岔会师后成立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随后，刘志丹指挥红26和红27军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等六座县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完全连成了一片。

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到1935年秋，西北革命根据地已基本巩固，在陕甘边、陕北的大片区域建立了广泛的政权，先后设有陕甘边南区、东区革委会和31个苏维埃县，并拥有红26军、红27军两支正规部队5000余人、游击队4000余人的武装力量，形成了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第七单元 红军长征落脚点 八路军抗日出点

西北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力量的日益强大，牵制了国民党，为中共中央和长征中的各路红军创造了稳固的落脚点。

1935年9月15日，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的红25军长征先期到达延川县永坪镇，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随即红25军与西北根据地的红26军、27军三支队伍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中共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

长征落脚点：1935年9月20日，当毛泽东和中央红军在突破天险腊子口到达甘肃岷县的哈达铺时，从国民党《大公报》上看到“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匪军长刘志丹辖3师，枪有万余”等内容，获悉西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喜讯。毛泽东在团以上会议上说：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西北根据地吴起镇，使西北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民族抗日的出发点。在中国革命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时，西北则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景。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长征先后到达甘肃会宁及以东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中国共产党胜利完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的胜利，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

党中央挽救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当西北根据地军民进行第三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1935年9月，西北根据地发生了错误肃反事件。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原陕甘边党政军领导人被关押，给西北根据地、西北红军带来严重危机。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后，毛泽东下令“停止捕人、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释放被诬陷关押的同志，化解了西北革命的危机。

鼎盛时期的西北革命根据地：随着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为了打通抗日道路和扩大西北根据地，红军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开辟了400余里的新根据地。至此，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其管辖区域东临黄河，西到六盘山，北起长城，南至黄龙山，先后设立53个苏维埃县(市)治。

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

八路军成立：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8月22日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制订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司令。

奔赴抗日前线：1937年8月底到9月初，集结于西北根据地的八路军总部、115师、120师和129师，分别从驻地陕西泾阳县的云阳镇、桥底镇以及富平县庄里镇出征，由韩城的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1945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大筹备会议讲话中指出：“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这是我党对西北根据地历史地位和作用的高度肯定和评价。

第八单元  弘扬照金精神，再创今日辉煌

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中，历史选择了陕甘边、选择了照金，在党的领导下，陕甘边人民团结一致推动了民族解放事业向前发展。

1933年10月薛家寨大本营失之守后，照金先是划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三路游击队。

1934年秋，红军主力和游击队重返照金，全面恢复了照金革命根据地，后隶属陕甘边南区。

1935年11月到1937年10月间，隶属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隶属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一直守卫着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

照金革命根据地是横跨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17年艰苦岁月直到新中国的成立。

在这块笑脸墙上，既有革命时期陕甘边根据地的英雄，又有今日幸福生活在照金的群众，通过这一张张笑脸，我们看到了照金精神的传承。照金精神就是--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的英雄气概，独立自主、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成为后来延安精神的重要起源和组成部分。

在照金精神激励下铜川人民艰苦奋斗、锐意进取，谱写了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在中国社科院编制的《2012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铜川已在全国两岸四地294个城市综合竞争力10年提升最快的城市中排名第七。在照金精神感召下，铜川涌现出了许多的英雄模范人物，如早期的全国劳模救火女英雄冯玉萍，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郭秀明，被中央和国家五部委发文在全国号召学习；党的十八大代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杨瑞辉等先进典型，他们都是铜川的骄傲。

如今的铜川，围绕转型发展，正在向经济强、文化兴、生态美的全国知名休闲养生城市迈进。

如今的照金，以峻美的自然风光和特有的红色文化，成为全国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老区的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姓生活富裕，幸福安康。

我们相信，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照金的明天，老区的明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