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纪念馆
西安事变纪念馆是在张学良公馆和杨虎城“止园”别墅旧址的基础上建立的一座专题性纪念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安事变旧址的专门管理机构。所辖的张学良公馆和杨虎城“止园”别墅旧址，是1982年2月23日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3年9月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西安事变旧址管理处（筹备处）；1984年7月7日正式成立西安事变旧址管理处；198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50周年纪念之际对外开放。1992年9月16日更名为西安事变纪念馆。纪念馆总面积9141平方米，现展出面积6598平方米，现有木质、纸质、陶、瓷、玻璃、纺织、皮革、金属等多种类型制品共计300余件（套），保存珍贵历史照片千余张。纪念馆陈列展出，结合旧址类纪念馆的特点，以西安事变为主线，将旧址复原陈列和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生平事迹陈列相结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使旧址和图片、文物陈列达到较好的融合。
近年来，纪念馆借助国家实行红色旅游景区建设的东风，紧紧抓住旧址保护和陈列展示的工作重心，对所辖两处旧址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并依据“修旧如旧”的原则，对旧址进行了整体维修，与此同时，推出了“历史的转折——西安事变史实陈列”、“赤诚爱国无悔情——张学良将军生平展”、“虎将雄风一世豪——杨虎城将军生平陈展（列）”和“张学良公馆旧址复原”、“杨虎城止园别墅旧址复原”等以西安事变史实和人物生平为文化特色的基本陈列和旧址复原陈列。
1997年，纪念馆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6年被列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2014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纪念馆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历史的转折――西安事变史实陈列
本展览共分为四个部分，以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文物为依托，运用雕塑、半景画、声光电等展示手段，生动地再现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经过及其结果。
第一部分 民族危机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国力不断增强，使中国成为其殖民地逐步成为国策。日俄战争后，日本为了实施对华侵略的扩张政策，从 1906年起开始在东北设立殖民机构、建立关东军，对东北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1927年6月27日，日本政府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刚要》，并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田中奏折》，从而加快了日本的对外侵略步伐。
1931年9月18日夜，盘距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关东军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第二天占领了沈阳城，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9.18事变”。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国民政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将东北军的十几万兵马撤到了山海关以南， 日军又相继占领了吉林和黑龙江。就这样，在不到半年时间东北省全部沦陷。东北120万平方公里的白山黑水和3000万同胞置于日寇的铁蹄之下长达14年之久。
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奋起抵抗。“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各阶层民众、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奋起抗战，给日军有力的打击。1931年11月，日军入侵黑龙江时，东北军将领、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领导了嫩江桥抗战。1932年3月9日，日本侵略者扶植清废帝溥仪在长春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
由于国民党的节节退让，使日寇步步进逼。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当地驻军19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的领导下奋起抵抗。与敌激战一个多月，使日军三易其帅，大长了国人的志气。
日军在占领东北后，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 1933年元月，日军进攻华北与东北的交通咽喉山海关。驻守山海关的东北军独立第9旅旅长何柱国率部血战榆关，揭开长城抗战序幕。2月，日军进犯长城各线，国民党29军宋哲元部的大刀队英勇杀敌，夺回了喜峰口。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政策，长城抗战孤立无援，致使伤亡惨重，终归失败。3月4日，日军攻占承德，热河沦陷，华北门户洞开。 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将察北、冀东大片国土拱手让给日本，平、津受到直接威胁。
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1933年5月26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6年11月，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取得了百灵庙大捷。
“9.18事变”爆发后，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席卷全国。9月28日，爱国学生在南京国民党政府门前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各地的学生、民众和海外华侨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和抗日救国大会。
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又在华北制造事端，提出对我华北主权的无理要求。胁迫国民党政府于6月27日，签署了《秦土协定》，从而控制了察哈尔大部分主权。7月6日，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使我对华北的大部分主权丧失。11月25日，日本策划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布冀东22个县脱离国民政府。
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灾难，到了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北平大、中学校的近万名学生打着标语、横幅，高喊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冲破军警的重重阻拦从四面八方涌向新华门，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负责人何应钦请愿。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持和响应，天津、武汉、广西、西安等城市的学生也纷纷举行示威和游行，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
“9.18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和通电号召全国人民以“民族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0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战略大转移――长征。193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的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江西瑞金到达陕北吴起镇。
同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在法国巴黎《救国报》以中国共产党名义发表。呼吁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 停止内战 西北抗日力量的大联合
强敌入侵，国难当头。而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9.18事变”爆发半年多后，蒋介石仍在江西督师“剿共”。
随着红军长征进入陕甘，国民党“剿共”重心也随之移往西北。1934年10月12日，蒋介石与时任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第一次来到西安。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和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陪同蒋介石、张学良视察陕西防务。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与杨虎城夫人谢葆真、邵力子夫人傅学文步出渭南车站。蒋介石在西安期间还前往汉武帝茂陵等处游览。
张学良，辽宁海城人，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长城抗战的失利，使他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受到全国各界舆论的谴责。1933年3月11日，张学良被迫引咎辞职，出国考察。1934年2月，回国后的张学良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奉命率东北军进驻武昌，负责“围剿”鄂豫皖根据地。
杨虎城，陕西蒲城人，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时任第17路军总指挥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有强烈的爱国民主思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力主抗日。
1935年9月13日，张学良由武汉飞抵西安，准备就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杨虎城和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到西关机场迎接。10月2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部，蒋介石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陕西杨虎城的第17路军，兰州朱绍良的第3路军，宁夏马鸿逵的第15路军及青海马步芳部，均受西北“剿总”节制。
刚到西安的张学良，暂住杨虎城西安绥靖公署。这是张学良和杨虎城、邵力子等陕西地方官员在西安绥靖公署新城黄楼前的合影。后搬至金家巷5号也就是现在所参观的张学良公馆。东北军子女就学的东望小学、竞存中学以及东北大学的工学院也随后迁至西安。杨虎城陪同入陕的张学良视察第17路军并同游南郊禹门。
1935年初，蒋介石命杨虎城率部截击“围剿”由鄂豫皖根据地长征进入陕南的红25军，徐海东、程子华的红25军连战连胜，杨部三个直属警备旅损失惨重。为了保存实力，杨部避免与红军作战。
张学良上任后多次与杨虎城亲临陕北前线。10月6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乘坐张学良座机“波音”号赴榆林视察驻陕北榆林、绥德部队，并与当地驻军将领井岳秀、高桂滋共商军务。10月8日，蒋介石由四川飞抵西安部署陕甘“剿共”事宜。
东北军入陕甘后，即刻兵分两路向陕北革命根据地进攻。10月1日，在甘泉崂山战役中，红15军团歼灭东北军110师，击毙师长何立中。 10月25日，红15军团又南下富县，攻克陕北重镇榆林桥，东北军107师619团四个营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11月21日至23日，到达陕北不久的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全歼东北军109师，师长牛元峰身亡。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中共中央在西北建立抗日根据地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为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 17 路军停战议和一致抗日，1935年11月26日中共致信东北军57军代军长董英斌，痛陈东北沦陷的历史教训，表示愿双方互派代表，商洽合作。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20名红军将领联名发表《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我们是中国人，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希望共同协商，联合抗日。”随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地方党组织成立了刘澜波负责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上、下开展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
张学良在对红军的作战中不到三个月就损失了两个半师的兵力，蒋介石又趁机撤销其部队番号，减发抚恤金，使张学良感到剿共师没有出路的。 加之东北军内部反对内战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也促使张学良逐渐认识到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错误的，红军是消灭不了的，要抗日必须联合共产党。从1935年底起，张学良开始在上海、陕北前线和东北大学中寻找共产党关系。
1935年11月下旬和12月初，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中全会的张学良只身来到上海，秘密会见了东北籍爱国人士杜重远和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杜重远向张提出“西北大联合”的建议张学良委托李杜在上海寻找共产党的关系。
与此同时，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高福源受到红军的优待，通过在红军中的学习，他衷心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主动要求回东北军向张学良转达红军愿意和东北军实现停战、联合抗日。1936年1月初，张学良接到67军军长王以哲的报告后，到洛川与高福源进行了详谈，让他请中共代表前来商谈。2月下旬至3月中，中共中央指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两赴洛川，与王以哲和张学良就红军和东北军联合抗日问题进行会谈，初步达成了停战、通商等口头协定。
1936年春，东北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宋黎来到西安，住进张学良公馆，成为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同年3月，中共上海地下党派中共党员刘鼎来到西安，以张学良侍卫副官、东北义勇军代表身份住在张学良公馆东楼。
应张学良的要求，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东北军驻地肤施（今延安）城内产基督教堂，同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张学良同意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建议。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会谈结束后，张学良赠送给周恩来一本《中国分省新图》，它是为纪念《申报》创刊六十周年印制出版，也是中国第一本精确的等高投影设色、按经纬度编绘的地图册，表示要“共同保卫中国”。
同年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正式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的信。指出：“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同时，还加强对杨虎城及第17路军的统战工作。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南汉宸在《八一宣言》发表后不久就派第17路军驻北平代表申伯纯去南京，将宣言内容告知正在参加国民党“五大”的杨虎城，建议双方合作。12月5日，红26军代理政委汪锋持毛泽东、彭德怀亲笔信，赴西安同杨虎城联系，希望联合抗日。12月下旬，应杨虎城邀请，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王世英到西安，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秘密交通站等问题进行商谈。
1936年4月，受杨虎城资助留学德国的中共党员王炳楠，奉中共驻共产党国际代表团之命回国道杨部工作，负责杨虎城与中共的联系。同年8月，毛泽东派秘书张文彬专程赴西安与杨虎城商谈，就抗日合作问题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随后，张文彬以第17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身份常驻西安，负责红军与杨部联络站的工作。按照中共方面和杨虎城达成的协议，1936年11月，红军已在西安、淳化、洛川等地建立6处秘密交通站。
张学良和杨虎城与他们领导的东北军、第17路军在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后，开始积极做抗日的准备工作。1936年3月，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联合编印了主张西北大联合、一致抗日的宣传册《活路》，首次提出了联合抗日的口号。6月15日，张学良、杨虎城为培养抗日军事干部，联合在西安南郊成立王曲军官训练团。6月25日，张学良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发表演说《中国出路惟有抗日》，表明抗日决心。7月，张学良在东北军中发起成立了“抗日同志会”。
同年夏、秋间，杨虎城在三原东里堡靖国花园召集驻三原部队军官作秘密讲话，表示坚决抗日。9月，张学良在西安东城门楼上创建了东北军学兵队，从平津学生积极分子中招募学员，培养抗日骨干。在“九一八”国难五周年纪念大会上，张学良表示“将率东北健儿披甲还乡，报仇雪耻，驱逐日寇，收复东北”。10月3日，张学良在西安接受美国记者海伦·斯诺采访时向世界表明了东北军抗日决心。张学良还在“双十节”阅兵式上发表了“决心收复失地，打到日本侵略者”的讲话，杨虎城为纪念“双十节”题词“勿忘国耻”。10月11日，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为宣传抗日的《东望》杂志题词。11月28日，张学良率东北军参加纪念杨虎城坚守西安胜利十周年大会，显示了东北军与第17军的紧密团结。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在纪念大会上发表抗日演说。
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大力支持下，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1936年6月，杨明轩领导的“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会”）在西安成立。同年10月，东北旅陕人士高崇民、车向忱等在西安成立“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会”），同“西救会”一起，组织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至此，红军与东北军、第17路军携手抗日的“西北大联合”正式形成。
第三部分 发动兵谏 逼蒋抗日
西北抗日力量的迅猛发展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及侍从十余人，由南京飞抵西安，驻临潼华清池行辕。10月25日，蒋介石、张学良同游西岳华山。从华山回来后，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检阅部队，并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陪同下，于10月27日，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视察，继续宣扬其“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引起学员们强烈不满。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大寿，他以“避寿”为名于12月22日离开西安东赴洛阳。蒋介石在“避寿”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剿共”军事部署，他将嫡系精锐部队30个师摆在平汉线的汉口至郑州段和陇海线的郑州至灵宝段，伺机行动。下令扩建西安和兰州的飞机场，并将100架新式“马丁”战斗机和轰炸机配置在这两个机场。蒋介石还携夫人宋美龄奔走于济南、太原、绥远之间，要韩复榘、阎锡山、傅作义集中力量，紧密配合“剿共”行动。
同时，蒋介石对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镇压。11月23日，下令逮捕了“全国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等“七君子”，查封十多种进步刊物，新的剿共大战迫在眉睫。在此期间张学良曾多次飞赴洛阳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却遭到蒋介石的斥责。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陈诚、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也随同蒋介石来到西安，住进当时西安最好的宾馆——西京招待所。
12月6日，蒋介石在华清池威逼张学良和杨虎城在继续服从“剿共”和将东北军、第17路军调离陕西两条路中选择。对此，张、杨两将军苦苦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都遭到了蒋介石拒绝。
12月7日，张学良再付临潼，声泪俱下向蒋介石“哭谏”，蒋介石却勃然大怒拍案叫道：“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绝不会改变”。
12月8日，张学良到杨虎城止园别墅，请杨虎城再去劝谏蒋介石。杨虎城到华清池劝蒋，也毫无结果。在多次的劝谏、苦谏、哭谏都不能打动蒋介石的情况下，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走逼蒋抗日的道路。并为兵谏做了具体分工：东北军负责临潼的军事行动，第17路军则负责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
12月9日，为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西安的一万多名大、中、小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游行队伍要到临潼要向蒋介石当面请愿，蒋介石闻讯后命张学良对学生们“格杀勿论”。张学良怕学生们受害，急忙驱车赶到去临潼路上的东十里铺，劝学生返回西安。这时，站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东北大学的学生们见到张学良失声痛哭，大家高喊着“打回老家去”，并唱起了“松花江上”。一时间，哭声、喊声还有歌声响成一片。张学良被感动的热泪盈眶，他激动地向学生们表示“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你们的要求”。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与蒋介石的顽固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坚定了张学良实行兵谏的决心。
12月9日晚，张学良、杨虎城邀请来西安的南京军政大员在易俗社观看陕西地方戏。蒋介石则在当天给邵力子写信，令其通知《大公报》，准备发表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接替张学良负责指挥西北“剿共”军事的消息。
12月10日，张学良特意安排东北军骑6师师长白凤翔、东北军骑6师第18团团长刘桂五以“谒蒋请训”之名到临潼华清池熟悉地形，为“兵谏”做准备。
12月11日晚，蒋介石在住处召开军事会议，决定12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事态发展至此，张学良、杨虎城再也没有踌躇的余地，决定当晚行动。张学良回到公馆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们，向他们宣布了“兵谏”行动计划。杨虎城在新城绥靖公署办公楼向第17路军高级将领宣布对蒋介石“兵谏”，布置了西安城内战斗计划。午夜时分，张学良率东北军高级将领来到新城杨虎城公馆（即西安事变指挥部），共同坐镇指挥兵谏行动。
12月12日凌晨5时许，随着临潼的枪响，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东北军105师师长刘多荃指挥张学良的卫队一营长王玉瓒，二营长孙铭九的率部冲进华清池与蒋介石的侍卫们展开激战。
住在五间厅内的蒋介石听到枪响后，来不及穿外衣、带假牙便急忙在侍卫的帮扶下翻窗跳墙逃往后山，最后在骊山半山腰的一块“虎斑石”后的夹缝中躲藏起来，即今天骊山兵谏亭所在地。天亮时分被搜山的东北军发现，由张学良的侍卫副官长谭海将其护送回西安新城黄楼。
与此同时，西安城内的战斗由第17路军17师51旅旅长赵寿山担任总指挥。陕西警备第2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孔从洲，负责指挥部队解除国民党在西安的武装，占领机场，控制了西安的局面。西安绥靖公署特务营营长宋文梅负责扣留了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及其家眷。
12月12日上午，张学良、杨虎城联名通电全国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军政措施。12月13日，改组国民党西北地区机关报《西京日报》，创办《解放日报》。同一天，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在西安七贤庄1号院成立。12月14日，撤销“西北剿总”，停止“剿共”工作，设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学良和杨虎城任政、副主任，主持西北军政事务。改组陕西省政府，由王一山代理省政府主席、杜斌丞省政府秘书长。成立设计委员会，由高崇民担任设计委员会主任。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任命王炳楠为主任委员。12月17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决定，组建抗日援绥第一军团，由孙蔚如担任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马占山为骑兵集团总指挥。1936年12月13日，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在西安七贤庄1号院成立。
第四单元 历史转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爆发后，西安军民纷纷举行游行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实行合作。至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华民族终于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抗击强敌。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所期望的结局终于变成了现实。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满腔的爱国热忱，以大无畏的勇气，以自由和生命为代价，为我们树立起一座爱国主义精神的丰碑，他们的英雄业绩和高尚情操必将薪火相传，启迪后人，激励来者。
